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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应成为他人转移风险的工具——读塔勒布《非对称风险

归档日期:04-20       文本归类:非对称选择网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非对称风险》风险共担,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周洛华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出版

  著名思想家、风险管理理论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之前的作品《黑天鹅》、《反脆弱》、《随机漫步的傻瓜》,都已成了世界级畅销书,并且使“黑天鹅”、“反脆弱”、不确定性的概念也成了高频率词汇,成了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的热点课题。《非对称风险》是塔勒布“不确定性”系列论著的最新一本,极为犀利地抨击了欧美知识界近年来在思维科学、社会科学、金融风险等许多领域内的重要成果,揭露了其中论点中的逻辑谬误和反事实推导。《非对称风险》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回报应与承担风险相对称,不能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将风险推卸给他人。

  追溯起来,塔勒布上一本作品《反脆弱》书中,已部分提出了在《非对称风险》详细阐述的观点。数学模型是精确的,但引入现实经济系统往往就会因为加入过多的变量,而出现问题。系统越复杂,越难掌控全局,应对逻辑无法穷尽随机概率,无法真正做到研判应对极端小概率事件(这种事件就是“黑天鹅”事件)。这就是为什么金融领域投资模型、风险管理体系长时期都是有效的,能分析捕捉小型机遇和风险,却无法洞察系统性失灵。

  当代经济体系过于复杂,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通过救市去拯救那些规模大到不能不救助的金融、房地产企业,这就破坏了经济系统自有的反脆弱性。而这种救市一旦出现,就等于鼓励金融、房地产企业继续扩展规模,让这些巨头变得更加“大而不倒”,一旦犯错,成本会由全社会分摊,这就是非常显著的“非对称风险”。所以,塔勒布素来主张应避免金融和实体企业的规模过大,向大企业开刀,将之分拆,以确保市场主体能均衡承担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接受塔勒布所说的收益与风险共担,因为这不难以理解。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古代文明,很多时候,国王、将军会冲在前线,虽然这不可避免加大了己方因为统帅身故而溃败的风险,却极大提振了士气,最重要的是,这表现出统帅与士兵共同承担责任。在塔勒布看来,一旦建立起集权的官僚体系,就必然要分散权力,决策与风险就开始分离,官僚体系越臃肿庞大,分离也就越为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庞大的帝国在军力占优的情况下却无法战胜对手的原因。

  当代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非对称风险。数学家、物理学家、银行家,再加上风险管理模型的设计者和交易员,将只有在论文中勉强搭建的风险模型,应用在投资现实中,为他们攫取了丰厚的收益,却将突出风险转嫁给了其他人。教训很深刻,真相更残酷。塔勒布说,许多不称职的飞行员现在躺在大西洋海底,许多爱冒险的司机现在已躺进了墓地,这代表着社会交通系统对于骄傲自大者的抑制,即通过淘汰骄傲自大者来抑制更多人的骄傲自大倾向。但经济系统却仍然充斥着干预主义,打破了经济体系本可通过让犯错者承担足够的后果来教育全社会的有效方式,从而构成了对于冒险的鼓励,而这当然就是不对称的。

  塔勒布在《非对称风险》中提出,将对称性应用于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就能得出美德,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在缴纳保费之后,风险就依据保险合同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后者在前者没有发生违约情况下应当在条款适用时给予赔付——如果这项对称性原则被破坏,就不可避免会引发保险业的剧烈震荡,诱发道德危机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现实生活中,无论哪一类群体,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存在哪怕不足5%的少数派,也会全身心投入到“风险共担”中去,以捍卫自身的切实利益,而这种选择和偏好最终将导致整个群体的服从。欧美政界、知识界近年来在反思英国脱欧事件时也意识到,之所以“脱欧派”明明只占据社会公众的少数,就因为这部分人群更加活跃,从而成功带动了更多、不想脱欧却想通过在脱欧表决中以赞成脱欧的投票来表达对英国政府施政不满的英国居民参与投票,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和逆转的结果。

  我们在国际航班上很难找到花生,很多国家的学校也不供应含花生酱的食物,这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人对花生过敏,为了避免引发很可能是极少发生的花生过敏并致病甚至致死的事件,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系统和企业为此都采取了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类似的现象还有,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人只吃所谓的有机食品,很可能会改变这个家庭的食物结构;为了照顾这家人的偏好,亲戚、朋友、邻居都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科学探索也是如此,科学从来就不是科学家思想的总和,创新者会长期处于非常孤立的处境之中,只有在过了某个临界点后,人们才突然发现之前掌握的信息都是错的。少数派获胜,少数派主导思想导向,少数派推动创新,很好地证明了 非对称风险的存在,并提示我们当毫不犹豫地提出我们所感知到的疑惑,避免成为他人转移风险的工具或是代价承担者。

  就此,《非对称风险》在论及新技术应用时,要求将“风险共担”纳入考量。也就是说,技术的推广商和发明者应当尽可能使新技术的应用效益与所承担责任联系起来。比如,“黄金大米”等转基因作物,其实质是通过修改和加工基因获得的新物种,与通过杂交手段培养的新物种不同,这不是自农耕时代就有的人类生产活动。而且,许多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测试,也并不符合复杂性的要求。一个人从1米高的凳子上跳下,然后重复19次,总共20次的跳跃并不会产生致命风险;但没有人可以从20米高的楼上跳下,还能安然无恙。转基因作物的系统性风险会因为系统复杂化而增长,结果完全可能超出预设。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诸如“黄金大米”之类的转基因作物的最大理由,其实并不成立。有关组织宣称发展中国家存在营养失衡和营养不足的问题,而这被归结于食物不足。而塔勒布认为,造成部分国家食物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运输系统的效率不高,致使流通环节浪费了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食物,所以,只要能设法提高配送系统效率,就可解决上述问题。有趣的是,转基因作物在全球各地的推广目前仍普遍受限,恰恰就在于塔勒布所说的有一小部分聪明而顽固的人坚决不肯妥协,这是少数派主导规则威力的又一个显著例子。

  当代经济既高度复杂,又高度脆弱。这一方面来源于前面提到的组织高度复杂、决策与责任、风险的脱离,另一方面,相当多数的企业甚至公共部门都采用项目、流程、员工外包打办法,这看似减低了成本,不再承揽员工福利责任,但也意味着上述机构与外包员工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存在,对应的就有违反契约的代价,只要代价不够大,外包员工可以通过拒绝履约来规避过去很可能要由公司员工分担的决策责任。

  《非对称风险》举例说,假如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将飞行员也外包了出去,飞行承包商需要为航空公司提供飞行员服务,双方通过合约约定违约责任。航空公司一般情况下确实能因不承担飞行员、地勤、空姐等工作人员的劳工福利而使成本支出大降,利润收入更高,但一旦遇到诸如飞行承包商接到了出价更高的外包订单、出价远超与这家小型航空公司之间的合约违约金的情况,这家航空公司在已将行程机票售完的情况下,将不得不承担以更高费用临时聘用机组,或担负旅客巨额索赔的更高风险——一家小型航空通常根本经不起这类事件的冲击。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科斯是第一个阐释公司存在原因的人。他曾明确表示,如果过度外包业务,每笔交易的磋商、议定和执行的法律成本和商务成本就会更高,最终会侵蚀公司的利润。在一个充斥着复杂外包链条的经济体系中,许多看似繁荣、有序的产业、流程,其实要比过去更加脆弱。

  《非对称风险》也对包括克鲁格曼、皮凯蒂在内的多位大牌经济学家有关社会不平等论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他们涉入公共政策的方式,就是在不参与“风险共担”的情况下,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在塔勒布眼中,真正需要批评的不平等,是那种把责任和风险推卸给他人,推卸给社会共同体而致富的人,比如通过夸大宣传、不实广告将高风险垃圾债券兜售给投资者的投行经理,又如在企业里中饱私囊的高级经理。

  塔勒布认定,不平等是一种尾部的不协调现象,会出现赢家通吃效应,任何一个借助公共权力实现的财富积累过程、机制,都会激活这样的效应。因此,应当想办法引入某种对冲机制,不让有最强大脑的、最富有的人有可能因其承担的风险过大而垮塌。所以,在塔勒布看来,以皮凯蒂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干预主义的走红提供了依据,而皮凯蒂们的那些依据是对经济数据的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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