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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专论】以马克思主义视角透视“中国之治”的奥秘

归档日期:04-20       文本归类:非激活页面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乱象频发,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的迹象。英国脱欧反反复复,法国“黄马甲运动”持续爆发了数月,美国国会和总统特朗普关于移民政策、美墨边境墙以及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一事缠斗不休……反观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带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人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更稳定的收入、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的社会法制体系、更好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国家的文明进步有目共睹。

  “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对比如此鲜明,让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不断破产。然而,总有别有用心者顽固认为中国体制落后,完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作为评判正确或先进与否的唯一视角,从未放弃对美欧体制的崇拜,并抱有企图将其移植到中国的幻想,针对中国体制和发展中的问题吹毛求疵。简言之,在西化派看来,无论正反两方面,中国体制都是不好的、不成功的,反体制成了他们唯一的舆论和政治正确。问题真的如他们所言吗?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成就,透视“中国之治”的奥秘,才能拨开各种错误舆论和思潮引发的迷雾。

  “中国之治”在于中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初,中国民困国贫,一穷二白的情况不是中国和社会主义造成的,却是在中国领导下,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的。道路决定命运,一个民族和国家选择走什么道路,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以及国际形势。新中国成立时,内有人多地少、文盲 遍地、土匪横行、黄赌毒猖獗、通货膨胀严重、工业基础薄弱、小农经济占主导、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等国情,外有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等不利因素。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改变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掠夺的悲惨命运,实现伟大复兴?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同志指出新中国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或者受到苏联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鼓舞,更是以史为鉴,从现实出发,进行工业化的需要和人民当家作主意愿的选择。新中国伊始,就在开始开辟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正因为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道路,新中国才在极为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科学、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是继政治上的独立后,经济与科教上的独立,避免了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发达国家附庸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彻底地站起来!1955年底,提出要以苏联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1978年,党中央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继续50年代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未果的改革大业,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速度和进程,使我国自2010年开始就稳居世界工业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世界经济总量越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逐渐富裕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开始探索、到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几代领导人率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既不盲从前苏联,又不盲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制度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才能在短短七十年时间,在世界上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工业化,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看,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因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冲突剧烈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后工业时代“西方之乱”总的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许多盲目采用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发生了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悲剧。反观中国,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避免了上述危机或惨剧,基本上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在新时代推进我国工业化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程中,由于触及或威胁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及对高科技企业如中兴、华为的围堵和打压。这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之治”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之治”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国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以强烈的责任担当,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给人民带来了安康幸福的生活。

  从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看,中国具有超强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制定和实施了一个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现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期,期间尽管有失误、挫折和教训,但更多的是经验和成就,朝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罕见的执政奇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政治保障。

  从世界政党实践的视野看,中国的国泰民安,也受益于中国设计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制度,即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派在的领导下参政议政,没有西方式的在野党、反对党,政党关系和谐,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斗争,对世界上那些陷入“民主之殇”的国家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因各自利益而恶性竞争、互相拆台、效率低下、社会撕裂,甚至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的乱象,保持了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延续性、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成为“中国之治”的政治砝码。

  习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人民立场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国之治”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根基。中国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中国名副其实地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得到人民的信任,才使中国具有了高超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解决了安全和工业化这两个历史课题,不断打破西方的封锁、围堵,实现经济富裕、国家强盛。因为相信党,人民才会抵制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我国复制“颜色革命”的企图,自觉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宁。我们党和国家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离开人民和人民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不同,工作的着重点有所差别,但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本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土地革命、人民翻身当家作主、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合作医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等等,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归依的。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民生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个人所得税等等。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让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体上是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的。中国始终自觉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诱发了一些党员干部对金钱、财富的崇拜,出现了背离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以权谋私的严重腐败现象,损害了党的形象、党群和干群关系,由此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并危及社会稳定;业已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和隐患。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样的外部环境必然对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带来严峻影响和挑战。

  西化派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 “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药方,妄图把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群众路线教育;国内“打虎拍蝇”,国际“天网”、“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调结构换动能,城乡统筹促民生。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做出了全面部署。这些都昭示着中国驾驭全局、治国理政的能力,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党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国内外的一切困难、矛盾和挑战,必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实现国强民富、长治久安。

  民众预期既不能过多超出社会实现能力,也不能低于现实境遇状况。只有让预期保持在一个张弛有度的合理区间,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从早期的局域网发展到5G时代物联网,革命性的技术为世界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福器”。

  全面树立跨界理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区域治理新格局,构筑跨界融合共享的大都市圈,是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金钥匙。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有8处提到了“高质量发展”。

  以信息传播技术为手段,以“数字中国”建设为依托的改革创新是重塑中国经济内在结构和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中,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对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激励人才发展、调动人才创新潜能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更具备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先天优势,这支生力军应是我国未来创业型大学发展的主体力量。

  加快农村全面转型,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需要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续写法治建设新篇章!

  党中央提出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体现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习总书记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这提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而且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推动实现全球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雄安新区在谋划过程中不仅关注传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关注在智慧化、数字化时代的新机遇。

  中国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挂钩,积极参与全球性事务与全球治理,整合全球经验与全球智慧发展中国,同时也积极推动自身发展经验的世界性共享。

  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没有发展、没有进,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稳。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必须立足实际、把握规律、科学施策。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经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承担了更大的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促进各国经济实现更强劲增长,更有效地推动全球经济朝向更加公正、平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了今年G20领导人峰会的历史责任。

  创新型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扩大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原有的“要素驱动”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实现动能转换,由“简单粗放”转向“精耕细作”,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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